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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想,文学也该进入一个更大的系统了,它既然是人学至少我们应该对“征服”、“大师”、“真理”之类的词汇重新定义一下。至少我们在“气吞山河”之际应该意识到我们是自然之子。至少我们在主张和坚持一种主义或流派时,应该明白,文学也有一个生态环境一个场,哪一位或哪一派要充当父性的英雄,排斥众生独尊某术,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都会破坏了场,同时使自己特别难堪。局部的真理是多元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即整体的真理)是承认这种多元——人总不能自圆其说,这是悖论的魔力。我不怀疑,艺术有用政治也有用。我不怀疑,男人是美的女人也是美的,男人加女人可以生孩子,但双性人是一种病,不美也不能生育。我不怀疑,阴阳相悖相成世界才美妙地运动,阴阳失调即是病症,阴阳不分则是死相。我不怀疑,宗教精神、哲学、科学、政治、经济……应当各司其职,通力合作,但不能互相代替。斗胆替古人做一点解释:很可能,四十之不惑并不涉及天命(或命运),只不过处世的技巧已经烂熟,识人辨物的目光已经老练,或谦恭或潇洒或气宇轩昂或颐指气使,各类做派都已能放对了位置;天命么,则是另外一码事,再需十年方可明了。再过十年终于明了:天命是不可明了的。不惑截止在日常事务之域,一旦问天命,惑又从中来,而且五十、六十、七老八十亦不可免惑,由是而知天命原来是只可知其不可知的。古人所以把不惑判给四十,而不留到最终,想必是有此暗示。赌博游戏平台app但还有什么用呢?那么阿波罗上了月球又有什么用呢?宇宙早晚要毁灭,一切又都有什么用呢?一切创造说到底是生命的自我愉悦。与其说人是在发现着无限的外在,毋宁说人是借外在形式证明自己无限的发现力。无限的外在形式,不过是人无限的内在发现力的印证罢了,这是人唯一可能得到的酬劳。(原始艺术中那些变形的抽象的图案和线条,只是向往创造之心的轨迹,别的什么都不是。)所以,与其说种种发现是为了维持生命,毋宁说维持生命是为了去做这种种发现,以便生命能有不尽的欢乐,灵魂能有普度之舟。最难堪的念头就是“好死不如歹活”,因为死亡坚定地恭候着每一位寿星。认为“好死不如歹活”的民族,一般很难理解另外的人类热爱冒险是为了什么。

赌博游戏平台app文学批评千万别太依靠了学问来给文学指路(当然,更不能靠政策之类),文学恰是在学问大抵上糊涂了的地方开始着创造,用学问为它指路可能多半倒是在限制它。你要人家探索,又要规定人家怎样探索,那就干脆说你不想让人家探索;倘探索的权利被垄断,就又快要成为坏迷信了。文学批评的指路,也许正是应该把文学指路引到迷茫无路的地域去,把文学探索创造的权利完全承包给文学。对创造者的尊重,莫过于把他领到迷宫和死亡之谷,看他怎么走出来怎么活过来。当然不能把他捆得好好的,扔在那儿。除此之外,作为作家就不再需要别的,八抬大轿之类反倒耽误事。缺乏宗教精神的民族,就如同缺乏爱情或不再渴望爱情的夫妻,不散伙已属奇观,没法再要求他们同舟共济和心醉神迷。以科学和哲学为标准给宗教精神发放通行证,就如同以智力和思辨去谈恋爱,必压抑了生命的激情,把爱的魅力耗尽。用政治和经济政策代替宗教精神,就如同视门第和财产为婚配条件,不惜儿女去做生育机器而成了精神的阉人。另一种情况是:他为生存寻找理由却终于看到了智力的绝境——你不可能把矛盾认识完,因而你无从根除灾难和痛苦;而且他豁达了又豁达还是忘不了一件事——人是要死的,对于必死的人(以及必归毁灭的这个宇宙)来说,一切目的都是空的。他又生气又害怕。他要是连气带吓就这么死了,就无话好说,那未必不是一个有效的归宿。他没死他就只好镇静下来。向不可能挑战算得傻瓜行为,他不想当傻瓜,在沮丧中等死也算得傻瓜行为,他觉得当傻瓜并不好玩,他试着振作起来,从重视目的转而重视了过程,唯有过程才是实在,他想何苦不在这必死的路上纵舞欢歌呢?这么一想忧恐顿消,便把超越连续的痛苦看成跨栏比赛,便把不断地解决矛盾当做不尽的游戏。无论你干什么,认其为乐不比叹其为苦更好吗?现在他不再惊慌,他懂得了上帝的好意:假如没有距离人可怎么走哇?(还不都跟史铁生一样成了瘫子?但心路也有距离,方才提到的这位先生才有了越狱出监的机会。而且,人生主要是心路的历程。)他便把上帝赐予的高山和深渊都接过来,“乘物以游心”,玩它一路,玩得心醉神迷不绊不羁创造不止灵感纷呈。这便是尼采说的酒神精神吗?他认为人生只有求助于审美而获得意义。看来尼采也通禅机,禅说人是“生而为艺术家”的,“是生活的创造性的艺术家”。当人类举着火把,在这星球上纵情歌舞玩耍,前仆后继,并且镇静地想到这是走在通向死亡的路上时,就正如尼采所说的,他们既是艺术的创造者和鉴赏者,本身又是艺术品。他们对无边无际的路途既敬且畏,对自己的弱小和不屈又悲又喜(就如《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他们在威严的天幕上看见了自己泰然的舞姿,因而受了感动受了点化,在一株小草一颗沙砾上也听见美的呼唤,在悲伤与痛苦中也看出美的灵光,他们找到了生存的理由,像加缪的西绪福斯那样有了靠得住的欢乐,这欢乐就是自我完善,就是对自我完善的自赏。他们不像我这么夸夸其谈,只是极其简单地说道:啊,这是多么好玩。

多数中国人的吃穿住行问题尚未解决,也许这是中国人更关心这类问题而较少关心精神生活的原因?但一向重视这类问题的中国人,却为什么一直倒没能解决了这类问题?举个例说,人口太多是其原因之一。但若追根溯源,人口太多很可能是一直较少关心精神生活的后果。——这是个过于复杂的话题。我自己呢,为什么写作?先是为谋生,其次为价值实现(倒不一定求表扬,但求不被忽略和删除,当然受表扬的味道总是诱人的),然后才有了更多的为什么。现在我想,一是为了不要僵死在现实里,因此二要维护和壮大人的梦想,尤其是梦想的能力。程潇奶茶栗色微卷发搭配空气刘海 崭新发色温柔动人3张赌博游戏平台app而以“形式即内容”为特征的一些现代流派,看似倒是短命,一派派一种种一代代更迭迅速,有些形式只被用过一次至几次便告收场,谁胆敢再用谁就有抄袭之嫌人家一眼就认出你卖的是哪路拳脚,因而黯然而无创造之光荣了。这有时弄得现代派们很是伤心窝火。细想其实不必。形式即内容,形式即非容器,它毋宁说是雕塑,它是实心的是死膛的,它不能装酒装水装故事,它什么都不能装,它除了是它自己之外没别的用场可派,它的形式就是内容,你用它的形式岂不就是抄袭它的内容吗?所以一般它不讲故事,讲故事也不在于故事而在于讲。我想《李自成》换一种讲法也还是可以的,而且用这种方法还可以讲无数的故事。而《去年在马里昂巴》你就没办法给它换个形式,要换就只好等到“明年在马里昂巴”,而且你用这种形式所能讲的故事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既做了“形式即内容”的一派,就必须要在形式上不断地创新,否则内容也一同沦为老朽,这不值得伤心窝火,对创造者来说这正是一派大好天地。正如把内容做首位的一派也必须在内容上时时更新一样。

这就是写作的原因吧。浪漫(不“主义”)永不过时,因为有现实以“惑”的方式不间断地给它输入激素和多种维他命。另一种情况是:他为生存寻找理由却终于看到了智力的绝境——你不可能把矛盾认识完,因而你无从根除灾难和痛苦;而且他豁达了又豁达还是忘不了一件事——人是要死的,对于必死的人(以及必归毁灭的这个宇宙)来说,一切目的都是空的。他又生气又害怕。他要是连气带吓就这么死了,就无话好说,那未必不是一个有效的归宿。他没死他就只好镇静下来。向不可能挑战算得傻瓜行为,他不想当傻瓜,在沮丧中等死也算得傻瓜行为,他觉得当傻瓜并不好玩,他试着振作起来,从重视目的转而重视了过程,唯有过程才是实在,他想何苦不在这必死的路上纵舞欢歌呢?这么一想忧恐顿消,便把超越连续的痛苦看成跨栏比赛,便把不断地解决矛盾当做不尽的游戏。无论你干什么,认其为乐不比叹其为苦更好吗?现在他不再惊慌,他懂得了上帝的好意:假如没有距离人可怎么走哇?(还不都跟史铁生一样成了瘫子?但心路也有距离,方才提到的这位先生才有了越狱出监的机会。而且,人生主要是心路的历程。)他便把上帝赐予的高山和深渊都接过来,“乘物以游心”,玩它一路,玩得心醉神迷不绊不羁创造不止灵感纷呈。这便是尼采说的酒神精神吗?他认为人生只有求助于审美而获得意义。看来尼采也通禅机,禅说人是“生而为艺术家”的,“是生活的创造性的艺术家”。当人类举着火把,在这星球上纵情歌舞玩耍,前仆后继,并且镇静地想到这是走在通向死亡的路上时,就正如尼采所说的,他们既是艺术的创造者和鉴赏者,本身又是艺术品。他们对无边无际的路途既敬且畏,对自己的弱小和不屈又悲又喜(就如《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他们在威严的天幕上看见了自己泰然的舞姿,因而受了感动受了点化,在一株小草一颗沙砾上也听见美的呼唤,在悲伤与痛苦中也看出美的灵光,他们找到了生存的理由,像加缪的西绪福斯那样有了靠得住的欢乐,这欢乐就是自我完善,就是对自我完善的自赏。他们不像我这么夸夸其谈,只是极其简单地说道:啊,这是多么好玩。我想,认真于过程还是最好的一件事。世上的事不怕就不怕这样的认真,一旦不认真了就可怕了。认真是灵魂获取酬劳的唯一途径。小说是关乎灵魂的勾当,一旦失魂落魄,一切“玩儿玩儿”技法的构想,都与洗肠和导尿的意义无二。小说可以写不认真的人,但那准是由认真的人所写并由认真的人去看,可别因为屡屡写不好就推脱说自己没认真,甚至扬言艺术原就是扯淡,那样太像吃不到甜葡萄的酸狐狸了。精神问题或人的终极问题,势必比肉体问题或日常生活问题显得玄奥。对前者的探讨,常不是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甚至明显地脱离实际,这很正常,绝不说明这样的探讨者应该下放劳改,或改弦更张迁就某些流行观念。

假如人不至于长大,童心就是最美的一直是最美的。可惜人终归要长大,从原始的淳朴走来必途经各类文明,仅具童心的稚拙就觉不够。常见淳朴的乡间一旦接触了外界的文明,便焦躁不安民风顿转;常见敦厚的农民一旦为商人的伎俩所熏染,立刻变得狡狯油滑。童心虽美却娇嫩得不可靠。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有一种怕孩子长大失了质朴干脆就不让孩子长大的倾向,这是极糟糕的事。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的话:“企图以减欲来逃避痛苦者,是退一步去找和谐,但欲望若不能消灭干净便终不能逃脱痛苦,只好就一步步退下去直至虽生犹死,结果找到的不是和谐而是毁灭。中国上千年来的步步落后肯定与此有关,譬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譬如闭关自守,譬如倘爱情伴着痛苦便不如不要爱情而专门去制造孩子,倘世上有强奸犯便恨天下人何以不都是太监。世界上的另一种文化则主张进一步去找和谐,进一步而又进一步,于是遥遥地走在我们前头,而且每进一步便找到一步的和谐,永远进一步便永在和谐中。”我想这就是东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点之一。还是让孩子长大吧,让他们怀着亘古的梦想走进异化的荒原中去吧,在劫难逃。真正的悟性的获得,得在他们靠了雄心勃勃的翅膀将他们捧上智力的天空翱翔之后重返人间之时。他们历经劫难不再沾沾自喜于气壮山河,知困苦之无边,知欢乐乃为无休止的超越,知目的即是过程,知幸福唯在自我的升华与完善,知物质无非为了精神的实现所设置,知不知者仍是无穷大唯心路可与之匹敌,那时他们就已长大,重归大地下凡人间了。他们虽已长大却童心不泯绝无沮丧,看似仍一如既往覆地翻天地追求追求追求,但神情已是泰然自若,步履已是信马由缰,到底猜透了斯芬克斯的谜语。他们在宇宙的大交响乐中隐形不见,只顾贪婪地吹响着他们的小号或拉着大提琴,高昂也是美哀伤也是美,在自然之神的指挥下他们挥汗如雨,如醉如痴直至葬身其中。这不再只是童心之美,这是成熟的人的智慧。精神问题确是高于肉体问题,正如人高于其他动物。但探讨精神问题的人如果因此自命高人一等,这当然是极蠢的,说明他还没太懂人类的精神到底是怎样一个问题,这样探讨下去大约也得不出什么好结果。但千万不要指望作家是什么工程师或者保险公司,他们可能只是“实在没办法”时的一群探险者。我想这就是作家应该有一碗饭吃,以及有时候可以接受一点奖励的理由。这儿没有提倡自杀的意思,我想这一点是清楚的。长寿的托尔斯泰比自杀了的马雅可夫斯基更伟大。至于那些因一点平庸的私欲不得满足便去自杀的人,虽有别于动物但却是不如了动物,大家都这样干起来,人类不仅无望进步,反有灭种的前途。

最简要的回答就是:为了不至于自杀。为什么要种田呢?为什么要做工吃饭呢?为了不至于饿死冻死。好了,写作就是为了不至于自杀。人之为人在于多一个毛病,除了活着还得知道究竟活的什么劲儿。种田做工吃饭乃是为活着提供物质保证,没有了就饿死冻死;写作便是要为活着找到可靠的理由,终于找不到就难免自杀或还不如自杀。这时再回过头去看那原始艺术,才不至于蜂拥而去蛮荒之地以为时髦,才不至于卖弄风情般地将远古的遗物缀满全身,这时他们已亲身体会了祖先的梦想,接过来的与其说是一份遗产毋宁说是一个起点,然后上路登程,漂泊创造去了。赌博游戏平台app我自己呢,为什么写作?先是为谋生,其次为价值实现(倒不一定求表扬,但求不被忽略和删除,当然受表扬的味道总是诱人的),然后才有了更多的为什么。现在我想,一是为了不要僵死在现实里,因此二要维护和壮大人的梦想,尤其是梦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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